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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中亚和远东考察国际协会”成立,一个瓜分的狂潮来到。这些考察队从这个荒凉沉寂的地方不断发出惊人的消息,埋藏在这里的文明遗迹和文物牵涉到久远的时代,那些汉简、罗马金币、波斯银币和文书上的多种文字都暗示着很多被丢失的记忆。当时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往往着各种探险队、考察队、测量队,从1876年沙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到罗布泊考察,50年间进入中国西北名目不一的考察队大约有42支,其中仅斯坦因考察队就来过4次。
藏经洞文物流散过程中,斯坦因并不是第一人,王道士也是被谴责的主要人物,从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到1907年斯坦因来到藏经洞,7年中已经有经卷通过王道士散落到地方官绅手中。关于王道士,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记载基本来自王道士的墓志铭和斯坦因书中的记录,王道士把藏经洞遗书交给斯坦因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愚昧、贪婪所能描述的。从1907年到1928年外国考察队几乎没有受任何限制地从藏经洞带走文物,一批又一批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探宝时,中国的官绅文人对这些文书价值的认识并不高于王道士。被斯坦因称为潘大人的潘震,在斯坦因第一次到新疆时,这个温厚的潘震虽然知道斯坦因所持的是游历护照,给他提供的各种帮助却都超出了游历的需求,当他看着斯坦因把一箱箱文物运走时候,只是留下一个不解的疑惑:“为什么要把这些古代资料运到西方去?”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向地方官报告,也为他们送去了宝物,却没有获得斯坦因那样的重视。即使是翰林院编修、一代名文人叶昌炽,时任甘肃学政,1903年他手里就有了藏经洞的佛像、经卷,但他却并没有兴趣走一趟,他眼中的经卷佛像只是收藏品而已。
斯坦因把藏经洞文物展示于大英博物馆,向世界宣布了这个密室宝物,紧随其后,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又运出一批,他到达北京时,消息传出,伯希和把随身带着的部分卷子在六国饭店展览。罗振玉每日到其寓所抄录,同时上书学部,敦促政府清点藏经洞的劫后残余。1910年清政府才做出决定,把剩余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但在运送路途中又遭到一次严重流失,一路上几乎每到一处就失窃一部分,而窃取的文物无非是拿去求官,或拿着卖钱,或纳入私囊。“文革”抄家时竟还有经卷被抄出。最后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为18箱,整理编号8697号。但敦煌遗书究竟有多少,很难有精确数字。这些封存了900多年的文书、经卷及纺织品、绘画品在1900年被发现时究竟总数是多少,我们在不同研究著述中得到的数字都不尽相同。原因之一是以斯坦因为例的收集整理方式打乱了藏品原有秩序,如经卷与包裹经卷的帙被无知地分离,导致了很多难以复原的混乱。其二是其流散的途径头绪杂乱,尤其是为了掩盖减少了的数量而把文物拆分几份以充数,更使复原困难倍增。
斯坦因于1907年3月12日到达敦煌,由于王圆箓和两个徒弟外出化缘,千佛洞只有一位年轻的唐古忒和尚看守,他向斯坦因和蒋孝琬展示了一卷来自藏经洞的汉文佛经。凭借自己的汉学常识,斯坦因判断这可能是宋代之前印刷,转译自梵文的《菩萨经》和《波罗密经》,自此有“一大批古代写卷等待去被发现”的念头。在精明的蒋师爷指点下,斯坦因决心“应采取审慎、缓慢的行动”来最终得到这批珍贵文物。斯坦因的学者身份和探险队对于雇工的慷慨报酬,使得敦煌当地民众和知县汪宗瀚都对他大加赞誉,而斯坦因在《发现藏经洞》中则直言不讳地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利用我学者的身份,使当地人对我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不会提出什么异议”。
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斯坦因终于在5月21日见到了王圆箓,在他眼里,这个宝库的看守者“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为了掩饰自己的目的,斯坦因并没有立即提出瞻仰藏经洞中的文书,而是先对千佛洞的洞窟进行逐一摄影。在答应给王道士修缮庙宇的“功德”进行捐助以后,“王圆箓唯一应允的是让我们看一看他手头的几份卷子,而且还加上许多限制条件”。从《中国探险手记》的叙述中看,王道士并不贪财,他非常自豪地向斯坦因和蒋师爷“展示了这些年来他四处募捐的账本,一笔一笔,记得非常仔细。他将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从他与他的两个忠实助手的生活情形可以看出,他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这些与蒋师爷在敦煌打听到的情况是完全相符的”。
然而,斯坦因的感动和敬佩无论在记述中,还是在现实中都转瞬即逝,唯一改变的只是他如何将经卷得手的策略。很明显,用金钱强行收买是行不通的,唯一途径只能利用王道士“虔诚、无知而又很执著”的性格。在每日对各个洞窟的考察中,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和我一样,对唐僧顶礼膜拜”。有了这么一个共同点,斯坦因对自己的计划就更有信心。于是,就在四周绘满了出自当地画匠之手的唐僧传说故事的道观大殿里,斯坦因开始向王道士大谈自己对玄奘的崇拜:描绘自己如何地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人迹罕至的山岭和沙漠,追寻玄奘曾经到达和描述过的圣迹。并且“总是能把我所知的有关玄奘的可靠记载和他漫长旅途的风土人情描述得细致入微。尽管王道士的眼光中还有一丝不自在,但我已从他发亮的眼神中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最终他露出了一种近乎入迷的表情”。
终于,另一件意外事件促使王道士下决心向这位“西来玄奘”打开宝库。一天清晨,蒋孝琬激动地向斯坦因展示了一束王道士向他们提供的经卷,正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翻译出来的汉文佛经。在经卷边页上竟还有玄奘的名字,令他惊叹不已。显然这些经卷是玄奘早年翻译出来的”。于是,当天晚些时候,斯坦因在蒋师爷的陪同下与王道士交涉时候,故意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对佛经一无所知的王道士,以等候自己——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的来临。
几小时后,王道士就开始拆除堵在密室入口的砖墙,斯坦因惊奇地发现,在这个面积仅有9平方英尺,阴暗闷热的洞窟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的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后来测定总计约500立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在位于藏经洞旁的一间侧室中,斯坦因开始不断地翻阅王道士从洞里搬运出来的经卷,第一天的收获就令他瞠目结舌:包括一卷高达1英尺的汉文、藏文与婆提文佛经写卷:“绝大部分卷子却都保存较好……纸面光滑平整而发黄,纸纹密致,纸张结实耐用。一卷一卷的像欧洲的草纸文书一样卷起来,中间有细小的卷轴。卷轴两端有时还雕刻、镶嵌有把手。卷轴的长度在15~20英寸。”另一包则是各种丝绸、绢画、经幡和刺绣,年代可以追溯到唐代。对于斯坦因来说,工作量的浩大使得他连一个“最粗略的标题目录”都没有时间建立。不仅如此,由于担心王道士的警惕与猜疑,以及对汉语和藏语语言学方面素养的不足,斯坦因只能匆忙地挑选书法最精美、完整的写卷和保存完好的美术品,他“一面竭尽所能地赶工作进度,一面还得摆出漫不经心的模样来,将挑剩的部分还给王道士,以免让他意识到他手中的这批东西是无价之宝”。
这一招果然奏效,王道士开始不断地将洞中的其他经卷搬出来供斯坦因浏览。5天后,终于有一大堆写卷和绘画被挑出来包好放在侧室的一边,斯坦因与王道士再次长谈,于是,在画着唐僧西天取经图的甬道里,斯坦因不断声称自己“是玄奘的在天之灵让自己很荣幸地来取得这批数目巨大的藏经和其他圣物,这些藏品有些可能与他到印度朝圣的活动有关,而这些藏品又是由他的另一个崇拜者保存着。由于王道士本人不能胜任对这批经卷进行研究的重任,所以应该将它们交由印度或西方研究佛教的学者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一件积德积善的事。作为交换,他还将获得一笔捐赠,用于资助洞窟庙宇的修缮”。很明显,王道士开始动摇了,他终于答应了斯坦因的请求,但有一个明确协定:此事只能他们3人知道;在斯坦因离开中国国土以前,对这批东西的出土地点必须守口如瓶。当时,由于王道士害怕自己被人发现不在他自己的住处,所以运送这批经卷的任务便只能由蒋师爷一个人独自承担了,他整整花了7天时间,才把这批文物搬运到探险队雇用的马车上。
斯坦因的欲望还不仅仅于此,他企图对整个藏经洞文献进行一次清理和筛选,而“王道士的抵触情绪已经越来越明显”。经过漫长的交涉,斯坦因和蒋师爷追加了捐赠,并聘请了一个助手来帮忙,终于在5月28日傍晚,全部藏经都被运出来,并且在堆积的卷子底部,斯坦因又发现了一大堆珍贵的帛画和精美织物。此时王道士的矛盾心理越来越严重,他一方面不停地要斯坦因“追加”捐赠,另一方面则不断宣称绝对不让这些“经书”流失,因为这些文献的流失迟早要被附近庙宇的“施主”们发现,这样就将毁掉他8年来的好名声。他不断声称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都要向敦煌地区的“施主”们咨询,从而促使斯坦因决心“放手一搏”。一方面,他应允蒋师爷给王道士私人一笔款子,高达40锭马蹄银,同时继续诱骗王道士,声称自己将把这些写卷运到印度一家神学院去进行研究,并称将这些来自印度的佛经运回它们故乡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尽管如此,满怀猜疑的王道士仍然把所有的藏卷重新搬回了密室,最终,闭塞无知的王道士可能出于自欺欺人的想法,接受了斯坦因开出的条件,以40锭马蹄银的代价,出卖了所有被斯坦因和蒋师爷选中的经卷和帛画,并且追加了60捆汉文写卷和5捆藏文写卷,双方不把这些银两称为购买经卷的费用,而是“功德钱”。
从敦煌到英国:藏经洞流散文物的命运
斯坦因在敦煌藏经洞获取的文物,辗转被运回英国,按照资助他中亚之行的印度政府、英国博物馆、印度事务部之间签署的分配方案进行分配——文献部分、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材料,归英国博物馆保存;于阗文、龟兹文、藏文材料,归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保存;梵文写本、卢文书写的归英国博物馆,用婆罗谜文书写的归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其他发现品如绢画、刺绣、木版画、陶器、木雕、钱币等,在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和英国博物馆之间平分。
离开敦煌:复杂的文物流转
斯坦因在师爷蒋孝琬帮助下,获得的箱子,随同他的行程,被送到新疆哈密。在哈密,这些文物又被重新打包一次。斯坦因将接下来的行程分成两个部分,重新打包的文物,交由蒋孝琬负责运送到和田,自己则深入塔克拉玛干继续考察。马继业已经听说了他要回国的打算,为他办妥一切手续。在诸多官员的关照下,斯坦因的离境完全是特殊待遇,他的护照并没有按规定被中国政府收回,而是伴随他一起返回了英国。
继续探险的斯坦因在第二年的3月到达策勒村,派遣他从英属印度第一地雷坑道兵团借来的军官奈克·拉姆·辛格和维族仆人伊卜拉辛·伯克一同东去米兰遗址,将他1907年初埋入沙中的米兰五号庙室遗址壁画仔细摄影,然后全部剥离带回,而他自己西去和田附近考察。但拉姆·辛格在去往米兰的途中,在卡克里克突然患上了青光眼,一只眼睛失明。到达米兰后,另一只眼睛也失明了,只好在米兰遗址附近的一条小溪旁躺了几天,在伊卜拉辛的搀扶下,返回卡克里克住了一周,之后启程去往和田,与斯坦因会合。
1908年3月26日,独自西行的斯坦因先到达和田,照旧住在巴德鲁丁·汗的家里,这个阿富汗人在和田一带的身份,相当于英国人在当地的侨领,途经此处的外国探险者们,几乎都住在他家里。但拉姆·辛格的失明归来实在是个意外。斯坦因派人用大车将拉姆送往叶尔羌,请当地的传教士医生拉奎特治疗,青光眼在那时属于不治之症,拉姆于是被送回印度,1909年病死在印度老家。
6月9日,由蒋师爷负责运送的文物,用铁皮箱子装着,陆续从喀什到达和田,同来的还有许多用于包装的马口铁皮和锡片,这些是马继业在新疆跑遍了许多市场,好不容易才买到的。斯坦因在这里花了整整6个星期,重新打包整理收集品。蒋孝琬帮助整理敦煌文书编目。但令人疑惑的是,斯坦因放弃了让蒋孝琬编织汉文写本目录的计划,在斯坦因后来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记》中,有长达150页的“千佛洞所获绘画、木刻品、丝织品及其他古物登记目录”和粟特文、回鹘文、于阗文、梵文、龟兹文的登记目录,唯独缺少了汉文写本目录。
8月1日,运送文物的50峰骆驼从和田启程,前往印度。斯坦因再次和他的收集品分开,两天后,他在山普拉和故友们告别,斯坦因沿玉陇喀什南下西藏高原北部的昆仑山脉,继续他的地图测量工作。9月23日,斯坦因的双脚被冻伤,只能放弃考察返回,越过中印边境上的喀喇昆仑山口,回到英属印度一侧。10月14日,斯坦因在拉达克首府列城的教会医院里接受手术,将右脚指头全部截去,半个月后出院,11月13日抵达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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